张田芳 杨富学 | 元代色目医与中原抗疫
摘 要：元代大批胡人入居中原，被称作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女真、高丽、拂林人等。终元一世，时疫伴其始终，成为蒙古统治者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因而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随着大批色目人进入内地地区，精通医学的色目人备受尊崇，尤其是回回医学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将阿拉伯医学中抗击疫情的方法和药方带到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疫病的传播起到了抑制作用。稽诸史乘记载，结合阿拉伯、波斯、回鹘等文献，可以看出，元代色目医在治疗疫病方面多有可述者，不管在辨证、施治还是在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有此前所不备的高明之处，故而在元代抗疫时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色目人；疫病；抗疫；回回药方
元代疫病频发，既关乎百姓生计，又关乎战争成败，更影响到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就与瘟疫的频发息息相关。终元一代，疫病伴其始终，为历代统治者所苦痛。为了应对疾病、瘟疫，蒙古统治者极力提高医者地位，奖掖医学，色目医学也因此植根中原，成为元代医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元代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地位较高，深受蒙古统治者倚重，其善医者有拂林人爱薛、畏兀儿人聂只耳、阿里海牙、西域色目人丁鹤年等。色目人从各自的医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原疫情之状，从疫情的预防到控制再到治疗，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防疫抗疫系统，贡献颇多，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今不惮谫陋，拟搜罗各种史料，就元代色目人在治疗疫病方面之辨证、施治乃至药物应用问题略作探讨。
元朝是疫灾的高发期，其频率和危害程度都超过了前代。论其缘由主要有战争、气候环境变迁、自然灾害、移民等因素，但影响较大的是战争和气候环境变迁。前期主要是因为战争。蒙古人早期东征西战，地域阔度大且对不同的地理环境不适应，因此多有时疫爆发。常年的征战不仅使蒙古人自身易患瘟疫，而且推动了瘟疫的传播。整个元时期中国的气候处在十三世纪初短暂的温暖时期[1]，总体气候驱冷，温度年际变化大，极端事件（特别是干旱）频发[2]，这种气候是滋生时疫的温床。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尤其是中后期，极端气候导致的时疫令其苦不堪言，不得不加强应对，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蒙古国自1206年建立伊始即大规模扩张，残酷的战争给被征服地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野蛮的屠杀增加了疾病传播，所到之处因水土气候的悬殊差异，也给征服者本身造成身体的不适与疾病，时有瘟疫发生，从欧洲到中国，疫灾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并不亚于战争。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玛格塔叙述了蒙古军攻打欧洲时的情景：“卡法（Caffa，今费奥多西亚Feodosiya）被围攻了三年，这期间鞑靼人之间开始流行瘟疫，死尸被炮弹打到城墙里”，并导致欧洲大范围瘟疫爆发，“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去”[3]。蒙古征服中原后，“在中国的北方，从政府所控制的人口看，人口由四千多万减少到四百多万，死去十分之九，当然这一数字被远远地高估，但也反映了当时疫灾导致的死亡，数字相当巨大”[4]。金哀宗正大十九年（1232），蒙古兵灭金军主力，顺势南下攻打汴梁，城内军民殊死抵抗，蒙古兵被迫停止攻城。汴梁城保卫战虽取得了胜利，却直接导致天兴元年（1232）金朝大瘟疫的爆发，50天时间内汴梁城“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5]。
大德年间（1297-1307）疫情更甚，前后达43次，占元代总疫灾的70%[6]。大德元年（1297）从七月份开始就出现北方地区出现春涝秋旱，持续到九月，各地相继爆发疫情。《元史》载：
这次疫情兼有水旱灾害，无论是从传染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还是波及地域之广，都为此前所未见。据统计，元代从1226年到1368年的142间，因战争、气候等原因所导致的疫灾至少在66次以上，平均不超过2.15年就爆发一次[11]。职是之故，蒙古立国伊始几位大汗都相当重视医事，即使因战争而形成屠杀，医生也是受保护的。波斯编年史家透露，1220年成吉思汗带领军队攻占撒马尔罕后，赦免了三万名技师和工匠，并把他们送到蒙古[12]。1221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围攻木鲁（Merv，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守军降，“蒙古人传令：除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是男是女，一个不留。”[13] 这些技师、工匠中必有医生，当无可疑。作为俘虏，西亚、中亚部分医者被携至中原，为元代医学人才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赦免部分南人，谙熟医道、天文、历法者咸在其列：
蒙古人将这些赦免之人编为医户，形成了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规定可以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按规定可以免除差役等。医户户籍挂在太医院，由各路提领，一旦地方发生疫情，医户参加治疗就十分简便有效[15]。
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及至后继者，咸重医学，尤其是色目医，更是备受倚重。耶律楚材，不仅精通文史，亦善医道，蒙古攻灵武，他曾搜集大黄以备不时之需。史载：“耶律文正王从太阴下灵武，诸将争略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即而军中疫，惟得大黄可用，可活数万人”[16]。彼时瘟疫在行军途中时有发生，大黄为治疗伤寒、痢疾的常用之药，素有黄良、将军、当之、火参、肤如之称。明人李时珍引陶弘景曰：“大黄，其色也。将军之号，当取其骏快也。”又引李杲曰：“推陈致新，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所以有将军之号。”[17]《神农本草经》记载大黄可治“下瘀血、血闭、寒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18] 可谓治伤寒、诸痢之良药。《本草纲目·草部六》“大黄”条曰：
可见，大黄对伤害、痢疾等疫病有奇效，耶律楚材搜集大黄所治之疫病，应该与此类疫病有关。其产地主要在四川、宁夏和甘肃等地。《本草纲目》引《吴普本草》云：“（大黄）或生蜀地北部，或生陇西。”[20] 蜀地北乃今四川阿坝州东南部及成都地区，陇西当指甘肃甘南、定西及宁夏地区，抑或还包括青海贵德、尖扎、循化一带。以上地区，迄今为止，仍为大黄主产地之一。
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率军攻蜀，气候闷热，北兵不能适应，纽璘部率先染疫。《纽璘传》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璘忧之”[21]。与此同时，攻打合州的其他军队也纷纷染疫，这次疫情较为严重，《元史》不乏记载，如《史天泽传》言：“乙未（1259年）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22] 《郝经传》则曰：“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23] 二者都参与了合州钓鱼山战役。同时代的波斯历史名著《史集》亦记其事曰：
宋元时代畏兀儿医学相当发达，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医学文献对此多有反映[25]。从这些出土文献不难看出，宋元时代的高昌回鹘医学不仅深受中医、印度医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也深受波斯、叙利亚、阿拉伯等地医学的深刻影响[26]。文献记载也史不绝书。其“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香、笃耨”等[27]。著名畏兀儿诗人、翻译家安藏曾将中医经典《难经》《本草》翻译成回鹘文[28]。著名畏兀儿族散曲家贯云石在隐居钱塘后，也“卖药市肆”，以为民行医为事[29]。畏兀儿人聂只儿曾主持广惠司工作，医术精湛，曾为顺帝皇姊驸马刚哈剌咱庆王治好了诸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畏兀儿景教高僧拉班·扫马寓居北京房山十字寺，亦曾采用具有养身补气、润肺生津等多种效用的“黄精”为人治病[31]。
因畏兀儿医学负有盛名，故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受蒙哥之命参与抗疫，“修曲药以疗师疫”，以其功而获赏“白金五十两”[32]。另一畏兀儿人铁术哥之子义坚亚礼也精通医学，“尝使河南，适汴、郑大疫，义坚亚礼命所在村郭构室庐，备医药，以畜病者，由是军民全活者众”[33]。义坚亚礼采用就地筑室隔离病人之法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含有较高的科学性。
从回鹘文文献乃至今天的维吾尔医来看，古代阿拉伯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史料记载看，元代畏兀儿人也谙熟于阿拉伯医学，如畏兀儿人答里麻于“大德十一年（1307），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34]，主持回回药物院的工作。回回医学中有非常先进的抗疫方法，惜史书完全没有记载到回回医学在元朝抗疫中的作用。
阿拉伯半岛干旱少雨，乃瘟疫多发之地，5世纪中叶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虽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但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许多地区都受到波及，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叶才结束[35]。此次瘟疫在军队中爆发，死亡率极高，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乱了阵脚，而是恐惧之后，开始采取有益的措施积极地应对。一部分的穆斯林，特别是“陪伴过先知默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们主张应该遵照‘不逃离’的教导原地待命，既不进攻也不撤退。”由现代医学角度观之，此举无疑有助于阻止瘟疫的传播。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穆斯林应当做最优于个人和社团的选择。按照这一优先原则，哈里发欧麦尔最终将军队转移到了一片高地。[36] 是见，彼时人们对瘟疫的应对多有灵活变通之法。嗣后，瘟疫在西亚地区不断发生，除了本土滋生者外，还有外来的影响，如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即曾波及到地中海沿岸以及西亚、中亚地区，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即谈到黑死病的极大危害，言：“东西方文明均蒙受破坏性瘟疫的袭击，这场灾难摧毁了各个国家，使人口消失。”[37] 面对频发的危害极大的瘟疫，人们势必会通过观察以积累抗疫经验。从9世纪开始，已有穆斯林医生置身瘟疫来源与传播途径的探讨，并撰写出相关的研究著作，阿维森纳《医典》即其中代表作之一[38]。及至13、14世纪，又有伊本·赫勒敦、伊本·哈马提和伊本·哈提布等学者认识到瘟疫传播的途径，认为饥荒、人口过剩、衣物、被褥、器具和聚集都与传染的发生与传播息息相关，并致力于探讨抗疫的方法[39]。殆至元代，西亚、中亚医者不断入华，其抗疫之法随之而入中土，势必会直接间接地对元代汉地医学产生影响。
阿拉伯人善医，由来已久。相传默罕默德曾言，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回回医学发达，多有医者专程来华行医，诚如陈垣所言：“回回人入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40] 宋元以来，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见于记载的回回医者，五代时有李珣、李玹，元末明初有丁鹤年等。李珣的《海药本草》被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用。[41] 元朝在中央设立了三个与回回医学相关的机构，即广惠司、上都和大都回回医药院。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任用精通天文历法和医药的拂林人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为广惠司，仍命领之”[42]。爱薛在世祖朝颇受重用，其人又精通阿拉伯语。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设两都回回医药院，依然由精通回回医药的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医生充任。至治二年（1322）又将两院划归广惠司[43]。
有不少色目人在民间行医或以经营回回药为生。回回诗人丁鹤年曾“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44] 其中的“卖浆”就鬻售汤药之谓也。有许多的色目人来华开设医院，如埃及富商鄂拖曼曾在杭州城内开办过阿拉伯式的医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公元1364年游历中国，足履杭州时，鄂拖曼的子孙们不仅出城相迎，还让他住家中，《游记》记其事曰：
鄂拖曼于杭州所办阿拉伯式医院在当地非常出名，经常救济贫苦大众。虽然元代的史料中对该医院的规模与特点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可得窥当时情景之一班。元朝时有大批回回医者入居中原，加上元朝有“回回药物院”之设，回回医学之抗疫法传入中原，则为必然之事。
至正十八年，京师等多地爆发瘟疫，时任资政元使的高丽人朴不花，自己出资买药救济灾民，并及时掩埋尸体，有效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史载：
另有女真人刘国杰，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攻贺州，“兵士冒瘴，皆疫，国杰亲抚视之，疗以医药，多得不死。”[47]
蒙元时期，色目人在太医院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在武宗时曾“寻兼太医院使”[48]；至元六年（1269年），西夏人亦怜真班被封为太医院提调[49]。太医院提调为太医院最高官吏，金代初设，正五品，元代延用之，但官阶高至正二品，主管太医院各种行政事务及宫廷医药大事。众多精通医学的回回、回鹘、高丽、西夏、女真、契丹等色目人入居中原行医，对疫情频发的元朝而言，不啻为一桩幸事。
揆诸史乘，元代主要疫病有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等。鼠疫又被成为大头病、疙瘩瘟等，在金元以前的药书上未见记载，更遑论治疗方法了。[50]对其较早进行论述的是金人刘完素，认为“夫大头病者，是阳明邪热太甚，资实少阳相火而为之也。多在少阳，或在阳明，或传太阳，视其肿势在何部分，随经取之。湿热为肿，木盛为痛”[51]。14世纪欧洲大陆爆发了大规模的黑死病疫情，加里布里埃尔˙德米西《疾病的历史》中的相关记载成为学界研究欧洲黑死病的主要来源。许多现代学者据此认为黑死病源于中国。[52] 曹树基推测“中亚草原可能是14世纪欧洲大鼠疫的疫源区”，而非“来自中国的鼠疫。”中亚疫源源于热带非洲鼠疫，经由中东、中亚进入东亚。14世纪，由蒙古军队的活动和大群商人的往来，将此地的鼠疫转化为人间鼠疫并传染至欧洲”。[53] 对症药物为大黄、黄连之类。法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ede Rubruck）于1253-1254年东行中国，在行记中记载了一位冒名教士用大黄治愈一位公主疾病之事[54]。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将土拨鼠、黄鼠列入宫廷饮食专著《饮膳正要》中，但明确提出“多食发疮”[55] 的警告，表明已经意识到鼠类和鼠疫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误食可能引发病变。天花，又名痘疹，西方科学家在埃及法老墓中即发现了此病。这种病在欧洲长期盛行，中国略晚于欧洲，最早在西汉出现，东汉开始传播，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流行，宋元亦复如是。清人凌扬藻指其始于唐末：
霍乱，主要是由霍乱弧菌使脾胃功能失调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多发于夏秋季节，具有传播快、波及面广的特点。[57] 朱震亨《丹溪心法》云：“霍乱之候，挥霍变乱，起于仓卒，多因夹食伤寒，阴阳乖隔。上吐下泻，而躁扰痛闷，是其候也。偏阳则多热，偏阴则寒，猝然而来，危甚风烛”。[58] 宪宗八年（1258），戊午春，攻襄阳时，蒙古百户昔良海在曹州“因食酒肉，饮酒，得霍乱吐泻。从朝至午，精神昏聩”。[59] 由伊朗伊利汗王朝（1256—1335）宰相拉施特（1247—1318）主持翻译编订的一部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著作，《伊利汗国中国科技珍宝书（Tānksūqnāmeh-e Īlkhāmdarfunūn-e ‘ulūm-eKhātay）》对霍乱也有记载：
此外，瘟疫、伤寒、疟疾和痢疾等也很严重，宪宗就死于赤痢。职是之故，蒙古征战时很注意疫病所带来的危害，主动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元廷曾打算让西域兵征南宋，而让汉人征西亚，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认为这样会带来疫灾，极力反对，最终这一方案未能实施。《元朝名臣事略》记其事云：
是见，时人对疫病的处理已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控制，而是防控结合。宫廷饮膳太医回回人忽思慧对各种食材的选择和认识更是相当精细，所撰《饮膳正要》有许多对各种疫病食疗方法的记载，希望通过平时的合理饮食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如下面所提到的汤剂、药膏、动物以及植物与霍乱、疟疾等疫病之间的关系：
1.白梅汤，治中热，五心烦躁，霍乱、呕吐、干渴，津液不通。白梅肉一斤，白檀四两，甘草四两，盐半斤，右件为细末，每服一钱，入生姜汁少许，白汤调下。[62]
2.天门冬膏，去积聚、风痰、癫疾、三虫、伏尸，除瘟疫，轻身益气，令人不饥，延年不老。天门冬不以多少，去皮、去根须，洗净。右件捣碎，布绞取汁，澄清滤过，用瓷器、沙锅或银器慢火熬成膏，每服一匙头，空心温酒调下。[63]
3.匾豆，味甘，微温，主和中。叶主霍乱，吐下不止。[64]
4.驴，肉味甘寒，无毒。治风狂忧愁，不乐，安心气，解心烦……脂和乌梅作丸，治久疟。[65]
5.獭肉，味咸平，无毒。治水气胀满，疗瘟疫病，诸热毒风，咳嗽劳损，不可与兔同食。獭肝，甘，有毒。治肠风下血及疰病相染。[66]
6.虎肉，味酸平，无毒。主恶心欲呕，益气力。食之入山，虎见则畏，辟三十六种魅。虎眼睛主疟疾，辟恶，止小儿热凉。虎骨主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止惊悸。主恶疮鼠瘘，头骨尤良。[67]
7．犀牛，犀牛肉，味甘温，无毒。主诸兽、蛇、虫蛊毒，辟瘴气，食之入山不迷其路。犀角，味苦咸，微寒，无毒。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杀钩吻，鴆羽、蛇毒。疗伤寒、瘟疫。[68]
8.野狸，味甘平，无毒。主治鼠瘘，恶疮。头骨尤良。[69]
9.良姜，味辛温，无毒。主胃中冷逆，霍乱腹痛，解酒毒。[70]
10.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傅热毒疮肿。[71]
11.蒜。味辛温，有毒。主散痈肿，除风邪，杀毒气。独颗者佳。[72]
12.干姜，味辛溫、热，无毒。主胸膈咳递。，止腹痛，霍乱胀满。[73]
这些食材现今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蒜”，有大小之分。《析津志·物产》记载两种“蒜”：一种名曰“蒜”；而另一种则名“樀蒜”，即“野蒜”[74]。《本草纲目》卷26《菜部一》记曰：“蒜，[气味]辛，温，有小毒。[主治]归脾肾，止霍乱，腹中不安，消谷，理胃温中，除邪痹毒气。”[75] 蒜在印度很早就被使用，1890年在新疆库车发现的形成于公元4世纪左右《鲍威尔写本》所载医方中就有大量以大蒜入药者[76]。该文献是印度早期的医学著作，庶几可证彼时人们对大蒜的部分功能已有所认识，比如大蒜有助消化、祛痰、化风的功效，还有将一大串代球茎叶的大蒜挂在屋顶、门厅过道以及窗户上的习俗。大蒜在印度的流行，臆度应与印度笈多王朝时代之塞种人和贵霜人习俗有关，二者均有在门口挂大蒜驱病之俗[77]。
再如“干姜”。干姜也是时疫中较为常用的药物，金元之际成书的医籍对其性味及药用价值均有描述。金人张元素言：“干姜,辛，纯阳。经曰：‘寒淫所盛，以辛散之。见火后稍苦，故止而不走也。’”[78] 元人王好古则曰：“气热。味大辛。辛大热。味薄气厚，阳中之阳也。辛温，无毒。”[79] 朱丹溪亦云：“干姜，散肺气，与五味子同用治嗽，见火则止而不移。治血虚发热，可与补阴药同用。入肺中利肺气，入肾中燥下湿，入气分引血药入血也。”[80] 从中不难窥见回回医药对中原医学的影响，而成书于元末明初元末入居中原的回回医生所撰《回回药方》则记载有更多的抗疫药方，如：
此外还有阿肥忒丸。阿肥忒，是阿拉伯语词“龙牙草”（Ghāfit）的音译，学名为Aggrimony, Agrimoniaeupatoriao。与之相关的处方见于阿维森纳《医典》卷五第三册，第392页，写作Habb al- Ghāfit：“治肝疼、黄疸、诸热病有效。配伍：芦荟、龙牙草汁、黄诃子各等分，一并捣成细粉，过筛，再用芹菜水调成丸。每次服量为2迪尔汗[82]。再如主治“历卜亦发热证”即“回归热”之法，此法见于阿维森纳《医典》卷三第二册，第51页[83]。
《回回药方》与古典阿拉伯医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不少药方即可在阿维森纳（Avicenna）撰《医典》中找到。阿维森纳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医学家，波斯血统，祖籍巴尔赫，980年诞生于中亚西亚的布哈拉城附近的艾夫舍纳（Afshanah）镇，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肺结核会传染的医生。《回回药方》亦与波斯名医拉齐（al-Rāzī，拉丁文名为Rhazes）所著医方书有关。拉齐出生于黑海南岸的波斯古城赖伊，乃黑衣大食时期最著名的临床医生和多产作家，善治瘟疫，著有《天花与麻疹（al-Tudarwa al-Hashah）》。[84]《回回药方》中所载阿拉伯抗疫之方，与其所处特殊地理环境不无关联。阿拉伯半岛属于温带和亚热带草原气候，干旱少雨，易受极端气候影响而产生瘟疫。蒙古西征之前，该地即曾经历过著名的“查士丁尼大瘟疫”“阿姆瓦斯瘟疫”等疫病。宋元之际，尤其是“十三世纪末以后气候转向寒冷，在亚热带主要表现为河湖冬季严重冰冻，暖温带农业地区主要表现为霜冻增加，而在农牧过渡带及以北的草原地区主要是暴风雪冻毙牲畜”[85]。这种极端天气在大德（1297-1307）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常常是北方干旱，南方多雨。这一因素不仅直接导致北方饥民不断南下，也导致元朝疫病爆发呈现出频率快、延续时间长而且破坏性大的特点。幸而彼时蒙古已统一全国，且有大批色目医者入居中原，将既有的医学经验和医药知识运用到中原抗疫之中，从而对疫情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类使用香的历史久远，在世界不同地区都发现了上古先民使用香的痕迹。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对香的记载，最早用于祭祀活动，后来焚香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士大夫应用尤广，为其居家养生、陶冶情操之日用品。古代各种宗教活动中也有熏香的行为，大多采用沐浴、佩戴、雾化释放、加热释放、常温释放等方式，是以植物次生代谢合成的挥发性物质为媒介的一种无创伤、简单、安全的缓解或干预手段，与现代芳香疗法的吸入疗法较为相似[86]。中药熏香操作简单而且消毒效果好，故而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防治多种疾病[87]。
阿拉伯香药在中原的使用，初兴于魏晋，发展于隋唐五代，盛于宋金元，衰落于明清，跨越如此之长的历史，可以说伴随于中医药发展的绝大部分历程[88]。《神农本草经》早有对阿拉伯香药——肉豆蔻的记载，至《名医别录》其种类又有所增加，如苏合香“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温疟、痫至，去浊、除邪，令人无梦魇”；沉香“疗风水毒肿，去恶气”；熏陆香“微温。治风水毒肿，去恶气，伏尸”[89]。宋元时期对香药的需求量激增，据不完全统计，宋代香药有二百余种，占全部舶来品半数以上，并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其他物品[90]。凡“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91]。其用途可做熏香、可食用，亦可做药。中国自古就有“芳香开窍”的理论，经过数代中医的实践经验，发现了香药有芳香开窍，辟秽解毒，行气止痛，活血化瘀，温中散寒，开胃健脾等多种医疗作用，而且疗效显著，因而将其广泛用于临证处方和制造成药[92]。随着人们对香药药性的认识，许多的香药被用于预防和治疗瘟疫、瘴气、疟疾以及消毒杀虫等。《岭外代答》云：
香药还有清暑的作用。《遵生八笺》云：“同昌公主一日大会，暑热特甚，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堂中，满坐皆思挟纩。长八九尺，细明可鉴，中有龙涎，故能消暑。”[94] 龙涎香的来之不易与奇异功用，使得它的身价极高，南宋时广州一两真龙涎，可值五六万缗。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从最初的熏香到后来引入中药，不断发生变化，沉香“然《经》中止言疗风水毒肿，去恶气，余更无治疗。今医家用以保和卫气，作上品药”[95]。
《本草衍义》卷14《龙脑》又云：“[龙脑]条中与《图经》所说各未尽。此物大通利关膈热塞，其清香为百药之先。大人、小儿风涎闭壅及暴得惊热，甚济用。然非常服之药，独行则势弱，佐使则有功。于茶亦相宜，多则掩茶气味，万物中香无出其右者”[96]。龙脑香对服饰亦有防虫、防蛀、防潮的效果，平时服食、佩带、熏蒸悬挂、涂抹香药亦能达到良好的预防作用。可见，宋时中医对香料的疗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再如乳香，“最早可能在公元前五5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最初是作为熏香，在中国的医典中又名“薰陆香”，它在中土的盛行，“催生了中国人熏香专用的博山炉[97]，可见其最初甚至很长的时间内是作为熏香受人喜爱，但人们在使用期熏香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可以治疗瘟疫，《本草纲目》云：“乳香，辟禳瘟疫，每腊月二十四日五更，取第一汲井水浸乳香。至元旦五更温热，从小至大，每人以乳一块，饮水三呷，则一年无时灾”[98]。这些香药除了单独成药外，更多的是与其它的药物结合配药，如苏合香丸，就是由诸多香药配制而成。《苏沈内翰良方》云其可治疗“肺瘘客忤，鬼气传尸，伏连等疾，卒得心痛，霍乱吐痢，时气。诸疟瘀血，月闭癖，丁肿惊痫，邪气狐媚，瘴疠万疾”，主要由“苏合香油与丁香、沉香、安息香、麝香、白檀香、乳香、荜拨、香附、白术、青木香、乌犀屑、呵黎勒、朱砂、龙脑配伍组方，制成蘇合香丸”，而且使用该药，治愈了一个“奄奄而绝，羸败已甚，手足都冷，鼻息皆绝”的病人[99]。
大的瘟疫往往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势必臭气熏天，而香药能起到净化空气，祛除腐臭的作用。上文中已提到元朝瘟疫几乎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因此，对香药的需求也会随之增长，在《回回药方》《御药院方》以及《饮膳正要》等医学著作中对香药的记载也颇多，元代医官许国桢所撰《御药院方》全书共计十一卷，载方1000余方，其中香药类方剂占40%左右如香药类的方剂，有乳香类8种、龙类2种、龙脑类5种、没药类4种、龙香类1种、木香类20种、沉香类17种、丁香类4种、白豆蔻类4种、槟榔类5种、麝香类8种、龙胆类1种、沉麝类2种[100]。《回回药方》残卷常用药物259种，从中亚、西亚传入的香药多达113种[101]。人们对不同香药与诸种疫病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明李时珍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各种香药的功用有了更详细的描述，如“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腦、皂莢并烧之辟疫。”“食茱萸、丁香（末服）、丁皮、桂心、沉香、白檀香（磨汁）、乳香、安息香、苏合香、樟脑、樟材、楠材、钓樟（磨汁）、乌药并主中恶霍乱，心腹痛。”[102]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香料在中国流传很早，但真正将其作为中药一部分大范围使用却是在宋元时期，尤其是元代。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原地区行医人数逐渐增多，中医对不同香药药理的认识也更加明确，尤其是疫情的频发，回回医学、回鹘医学以及中医在抗疫中都不同程度的使用香药，加速了这一时期香药在中原地区的流行。一般而言，疫病传播速度快而范围广，断难在短期内研制出对症的有效药物，而阿拉伯、波斯、印度乃至回鹘医学中已有的抗疫药物就成了抗疫的上佳选择。
从上述史料中可知，元朝疫病爆发的频率之高超迈其前，势必会给蒙古统治者造成重大压力，疫情不仅关乎战争的成败，更危及蒙古在中原的统治，故而，元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有元一代，中原文化衰落，唯有中医的发展却步入了黄金时期。中医自创立以来，流派众多，疗法各有其长，元朝以开放的胸襟允许并鼓励各个流派的传播，为元代医学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尤其是以阿拉伯、波斯、回鹘为主的大批色目医入居中原，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倚重，使其有机会参与到中原的抗疫活动中，一方面有利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医者通过在元朝的抗疫丰富自己的实践，完善各自的理论，同时，也使得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医有其产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其先进的抗疫之法为中医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自元代始，中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辨证、施治以及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更加多样化、科学化，与色目医的传入密不可分，从而为明代李时珍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的出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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